从奄奄一息到“央企时代”

　　仅仅在十年前,如今风光无限的央企,还挣扎于濒死之中。

　　当时的《经济日报》曾如此报道它那惨淡面相: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为近千亿元。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增长30.4％。

　　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意的话题。国企改革,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为难啃的骨头”。

　　1997年开始,为了实现国企三年脱困,国家除了要求在国企领域本身进行改革外,还出台了多项配套措施来剥离国企的负担。1998年,政府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2700亿元人民币作为准备金；1998年先后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收购、管理和处置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当时,改革的方向明确无误。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调整和改组中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明确,当时要“进”的是“三大行业”,“两类企业”: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事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少数几家关键性的企业；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

　　而当时推动和主导改革的体改系统众多专家官员,众口一词地告诉本报记者,实际上就是要退出竞争性行业,在非竞争性行业也要逐步打破垄断。

　　但就在一般民众还沉浸在国企改革的艰难记忆中时,国企鹞子大翻身,成长的速度大大超过许多人的预计。2003年,国资委成立。“兼并重组”、“整合”取代“拆分”、“消除垄断”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2003年到2006年间,尽管国资委所管辖的央企就由236家减少到149家。但是,2006年的时候,央企就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同时利润超过一百亿元的有19家,另外有19家企业进入了财富杂志公布的500强,比2003年增加了10家。

　　8月5日,在广州的一场报告中,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自豪地说:“我们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要知道1998年国有资产全年的利润总额才213亿元,到现在,有时我们一个月的利润就可以突破1000亿元。”

　　目前,中国石油的国内原油产量占全国的57%,天然气国内年产量占全国的80%,炼化产品占据了全国4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移动控制着4.57亿户的移动通讯———垄断着十几亿百姓生活必需品,这被视为是中国石油、中国移动这两家国有企业一年之内赚取了2200亿元以上利润的原因所在。

　　而全国发电量的55％,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的89％,汽车运输周转量的48％,高附加值优质钢材的60％,水电设备的70%,火电设备的75%,全是由央企提供。

　　2008年,在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当中,80%都是由央企创造的。

　　4月19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时透露,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 6652.9亿元,其中有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2008年度,中国石油净利润1144.31亿元,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中国移动盈利1127.93亿元, 成为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税后利润1108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

　　从奄奄一息到“脚掌碾过,寸草不生”的巨无霸,中间只有五六年时间。

　　一片欢腾中唯一和当初的改革推动者预想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做大做强本身似乎取代了原来改革的初衷,而成为了改革的最终目标。

　　改革思路之变: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

　　由“拆分”变为“整合”,由“消除垄断”变为“兼并重组”,国退民进为什么短时间内就成了国进民退?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一些官员和专家见诸传媒的说法或可见端倪。

　　在最近广州的演讲中,李荣融把央企比作NBA球赛中的巨星,“就像传奇人物乔丹,最后一个球一定要传给他,因为他一定能投中三分。”

　　在当年“郎顾之争”的洪流中,就不断有官员出来针对私有化的说法发言:大规模私有化不是国企改革方向。

　　虽然是针对私有化,当时即有专家向本报记者分析说,国企改革中所暴露的问题及之后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使得中国高层对国企改革的思路悄然发生变化。

　　俄罗斯的经验也备受反省。因为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有了,并导致了整个工业体系的垮掉。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一次采访中对此解释说,“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 500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我们自己的老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你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刚从国资委监事会主席任上退下来的吴天林告诉本报记者,在加入世贸,直接面对世界性大公司的竞争时,指望民营企业在短时期内成长起来以与之抗衡是不现实的。

　　或许正是这种种考虑,尽管受到种种非议,拥有共和国长子身份的央企,在随后的改革过程中,明显得到更多的关照。

　　1997年开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国企要“三年脱困”。这场拯救的代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办公室副主任的杨启先告诉本报记者,包括国家的注资、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债转股、中央储备金、贴息贷款,国家花了2万多个亿———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曾经撰文批评:“‘三年脱困’是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的一大举措。但三年脱困,当时的目标不是为了改革,而纯粹是为了救国有企业。为了救国企,把存款利率降低,把企业贷款利率也降低,结果是把老百姓的钱填进了国企的黑洞。”

　　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拿出4万亿“保八”。不过,相关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的这4万亿,近九成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央企成为大规模投资的最为主要受益者: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就占据了6000亿铁路基建投资的主要部分；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共享今后两年3000亿元的铁路机车车辆购置投资；中交集团则成为了1万亿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得益者。

　　以致当央企四处拿地,人们还发出“地王”一次性付出几十亿是否也是从4万亿中所出的疑问。

　　央企的这种待遇,是民营企业难以望其项背的。呼唤国企民企的同等待遇,一度成为每年两会上的热点话题。而在诸多领域,国进民退都成为宿命般的命题。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对本报记者说,直到如今,外资与国企的超国民待遇,民营企业也没享受到。

　　夺得北京地王的中化方兴之所以敢面对巨额资金毫不皱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央企的融资成本极低,并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在今年4月中旬,它就获得中国银行200亿元的授信额度。专家分析,在银行有放贷压力的情况下,央企很容易获得廉价信贷,并将之转换为可能升值的土地资产。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通过贷款融资,央企通过票据融资的成本大大降低,具有优势。

　　但是,央企迅速成长的真正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国家真金白银的付出。

　　刚刚从国资委监事会主席任上退下来的吴天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央企市值的大幅度攀升,唯一的原因即在于中国资产在进入世界市场后得到确认。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文宗瑜曾专门撰文解释央企发展的这一“井喷”现象。在他看来,国资倍增及价值放大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资产资本化。被国家控制的土地、资源,在无价或者廉价的被央企支配后,随着股市的迅猛发展,迅速被转换为巨大的资本。他认为,央企在过去几年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有着偶然性及侥幸。”因为也就在这四五年间,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价格五倍十倍的翻升。文宗瑜说,“中国A股证券市场上证综合指数从998点到6300多点的连续上涨,最大受益者就是国有股东。国有法人股由不流通到全流通,按二级市场价格计价,使国资数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放大。”

　　资产资本化,这也被一些专家看作是中国这些年加速发展的秘密所在。

　　待驯的央企巨兽

　　在成长为巨兽之后,央企开始成为争议的焦点。

　　2005、2006年,中央财政就曾两次出台补贴政策,单中国石化就分别得到一次性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2008年上半年,中石化又获得300多亿元的补贴。每一次,这都遭到普遍质疑。2007年全国人大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征询意见时,反国际垄断也要反国内垄断成为立法呼声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要培养巨兽的声音空前激烈。

　　有学者拿出证据说,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GDP增长近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在80%以上。

　　以央企而言,从总的数额看利润好像增长很快,但实际上央企利润的80%以上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么经营困难,要么产能过剩,要么因为政策因素每年面临大面积的政策性亏损局面。

　　在今年1月到4月,尽管国家4万亿的投资主要由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承担,央企仍然出现“双降”,这也引起人们对国企创造利润的能力的怀疑。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文宗瑜撰文说:“只有当宏观调控效应发挥出来而且央企完全市场化运营后,央企仍能盈利1万亿,才能说而且才敢说:央企可以办得好。”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说,现存所谓“国有”企业最主要的弊病在于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使之变成真正的国有企业或称公有企业。这也是这两年国企分红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面对央企巨兽的肆虐,加强监管,驯服巨兽的呼声不绝于耳。

　　国资委的监管最受期待。

　　是以不久前,当国资委相关部门回应央企“地王”现象说:“各企业有权做出各自的资金安排,国资委在履行出资人职责时,对企业的正常经营行为一般不做干预。”舆论一片哗然。

　　理清主业被视为是一条现实的解决之道。早在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时,就明确提出采取措施推动央企主业发展。2004年12月初,国资委就公布了第一批49家央企的主业。

　　不过,实际情况是,只以“房地产开发、物业资产经营管理和相关设计及中介服务”为主业的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其下属上市公司却戴着ST的帽子,处境尴尬。而诸如神华集团、五矿集团、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等,“房地产开发和经营”都是其主业之一。

　　国资委的资料曾显示,中央直属企业当中,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达100家以上,尽管在国资委先后公布的央企主业名单中,房地产业务被列为主业的央企目前只有14家。同时,据专业人士估计央企中仅母公司一级和二级企业设立房地产公司的房地产资产总量,已高达1800亿元。